施芳雅

本文據以討論的版本是江蘇廣陵古籍印刻社《鶴林玉露》；

《何文煥編訂 歷代詩話之孫肅編纂＜羅大經詩話 ＞》

一、  前 言

   羅大經為南宋廬陵（今江西吉安）人。理宗寶慶二年（1226年）進士。所著《鶴林玉露》一書分甲乙丙三編，共計十八卷，其著書緣起，據自序云： 

間居無營，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，或欣然會心，或 免興懷，輒令童子筆之，    久而成編，因曰《鶴林玉露》。蓋「清談玉露蕃」杜少陵之句云爾。 

《宋史.藝文志》著錄於子部小說家類，《四庫全書》收於子部雜家類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謂其「體例在詩話、語錄之間」，而是書半數以上評述前代及宋代詩文，以及記述宋代文人軼事、論詩主張，內容豐富，亦頗有見地。例如其在（卷三）論蘇軾文章深受《莊子》、《戰國策》影響，為後人譽為深具眼力之論。《鶴林玉露》一書中屬於詩話部份總計有一百八十三則，近人孫肅編纂輯錄成《羅大經詩話》，對研究南宋詩話，具重要參考價值。尤以乙編卷四「詩禍」一則，記宋理宗寶慶、紹定間江湖詩案一事[1]，有助於對江湖詩派的瞭解，具文學史料價值。

茲就是編，批覽玩索，其論詩主張，有當世理學家言志派詩論的風教傳統兼江西詩派重視詩法的藝術性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謂羅大經「其人本文章之士，而兼慕道學之名」，此當是其論詩主張的淵源。他在論詩功能、創作技巧、審美鑑賞方面，自有其定見。此文擬將其詩學以功能論、技巧論、鑑賞論分別概述。

二、  功能論 

   從《鶴林玉露》一書，約略可窺見羅大經的交友與論學、生活與思想，其對人物的品題，論士大夫去就，持論甚嚴，而其個人亦頗能厲操守、處平淡；明代黃貞升在本書的「重梓題辭」譽其為「博雅君子」如「鶴舞雲中」；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說其著書「要其大旨，固不謬於聖賢也。」 但他身處南宋國勢危累的時代，自不免有憂國之思，這勿乃是他強調詩之必須具有「勸戒之意」，達其社會功能與價值的最大外在因素。書中他在論事之餘，亦往往依所論之詩，興感應作。如：

     柳耆卿作（望海潮），此詞流播，金主亮聞歌，欣然以有慕于「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」，遂起投鞭渡江之志。近時謝處厚詩云：「誰把杭州曲子謳，荷花十里桂三秋。那知草木無情物，牽動長江萬里愁。」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，卒為金主送死之媒，未足恨也。至於荷豔桂香，粧點湖山之清麗，使士大夫流連于歌舞嬉游之樂，遂忘中原，是則深可恨耳！因和其詩云：「殺胡快劍是清謳，牛渚依然一片秋。卻恨荷花留玉輦，竟忘 因柳汴宮愁。」（一則） 

他這種對士大夫承擔家國興亡的責任感有著深沉的期待，自然影響他在詩學上的見解，而趨向言志一派，因此他說，詩要能「微而顯，得風人之體。」還要能承繼三百篇「怨刺上政」的風教。如他分析杜甫（冬狩行）： 

     自古夷狄交侵，中國衰微，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，將帥真有憤切之志，然後可以言恢復。杜陵（冬狩行）曰：「草間狐兔盡何益，天子不在咸陽宮。」規警將帥也。又曰：「朝庭雖無幽王禍，得不哀痛塵再蒙。」規警人主也。然人主者本也，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，其誰敢不從？故又曰：「嗚呼！得不哀痛塵再蒙。」所以深規警人主也。（三十六則） 

這段文字，不僅敏銳的解讀了杜甫的詩意，也「意在言外」地傳達了他對所處時代之困局的深刻寄意。其次，根植於傳統士大夫的憂患意識，尤其自范仲淹倡「先天下憂」，影響宋朝知識份子崇尚氣節之風所及，羅大經在論詩人詩壇地位和詩家人格的品評上，自是以具憂國憂民情懷的杜甫為高： 

李太白當王室多難，海宇橫潰之日，作為歌詩，不過豪俠使氣，狂醉于花月之間耳。社稷蒼生，曾不繫其心膂，其視少陵之憂國憂民，豈可同年語哉？（五十一則）

對於李白詩在內容上脫離現實，不以繫念蒼生的詩歌創作取向，自北宋以來已多所批判，如蘇轍就認為他「華而不實，不知義理之所在」，而所謂義理，也就是對天下百姓的承擔。他曾舉一例： 

     漢高祖歸豐沛，作歌曰：「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」  白反之，但歌「大風雲飛揚，安用猛士守四方？」其不視理

如此。（《詩人玉屑》卷十四）  

   是則詩除了要能言志，更要能「借物明道」，若一意在格律的精粗、用意、屬對、比事、遣詞的好壞上計較，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高明，與其同時江湖詩派作家之人品最為人所詬病，士行墮落，藉詩文為乞援之媒介，醜態畢露。錢謙益（王德操詩集序）云：

    彼其塵容俗狀，填塞於腸胃，而發生於語言文字之間，欲其為清新高雅之詩，如鶴鳴而鸞嘯也，其可幾乎？（李曰剛《中國文學流變史） 

所謂「詩者志之所之，豈有工拙哉？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。」（一七七則）他在詩話中時引朱熹的意見為意見： 

    近世作者，留情於此，故詩有工拙之論，葩藻之辭勝，言志之功隱矣！ …. 無復古人之風矣！（一 七七則） 

並且極推崇朱熹，他舉其詩為例，認為胸次高、方寸意態不著一俗字，那麼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： 

     公嘗舉其所作絕句，示學者云：「半畝方塘一鑑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。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」 蓋借物以明道也。（一七七則） 

又引杜甫詩： 

      杜陵詩云：「新松恨不長千尺，惡竹應須斬萬竿。」言君子之孤難扶直，小人之多難驅除。嗚呼！世道至於如此，亦可哀矣！（一六則） 

「道」的意涵有宇宙之道與人世之道之不同層次，然「詩以載道」的思想為其

詩論所再三強調。詩若不能達到詩教的正面意義與價值，則創作亦是枉然，他說：

      古詩多矣！夫子獨取三百篇，存勸戒也。吾輩所作詩，亦須有勸戒之意，庶幾不為徒作。（二四則） 

他並以獨到且慎警的角度批判白居易的詩，他認為部份白詩有頹廢意識，對社

會風氣有負面影響： 

      白樂天（對酒）詩曰：「蝸牛角上爭何事，石火光中寄此身。隨富隨貧且懽喜，不開口笑是癡人。」又曰：「百歲無多時壯健，一春能幾日清明。相逢且莫推辭醉，聽唱陽關第四聲。」又曰：「昨日低眉問疾來，今朝收淚吊人回。眼前見例君看取，且遣琵琶送一杯。」自詩家言之，可謂流麗曠達，詞旨俱美矣！然讀之者必將起其頹墮廢放之意，而汲汲于此快樂惜流光，則人之職分，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，將何時而可為哉？….  慕樂天者，愛而知其疵可也。（二四則） 

由此可知羅大經在詩學中的思想論是以淳謹雅正為宗，所以進而提倡「溫柔敦厚」的詩風，亦即詩之詞意要委婉，要「優柔諄切，怨而不怒。」（七十二則）他舉李白詩（去婦詞）與詩經（谷風）去婦詞相較，認為詩人傳達情感不宜太「豪便」露骨，要不偏不激、不迫不露。這一觀點與較他稍早的楊誠齋相一致，誠齋在其《歲寒堂詩話》言白居易長恨歌「漢皇重色思傾國」，淺露、「無禮之甚」。羅大經對誠齋頗揚譽，二人論詩率尚「忠厚」之風： 

      李太白（去婦詞）云：「憶昔出嫁君，小姑才倚床。今日妾辭君，小姑如妾長。回頭語小姑，莫嫁如兄夫。」古今以為絕唱，然以余觀之，特忿恨決絕之詞耳。豈若《谷風》去婦之詞曰：「毋逝我梁，毋發我芶」雖遭放棄，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乎！乃知《國風》憂柔忠厚，信非後世詩人所能仿彿也。（七十二則） 

   綜上所述，羅大經在詩學上的觀點，承繼儒家傳統的詩歌功能之價值論，殆無疑異，是故延伸到詩的創作方法上也必然「重比興」、「貴含蓄」，以下則針對其創作理論之根源與創作技巧稍加論略。

三、    技巧論 

   羅大經的詩歌創作理論有其特殊的學術思想背景，大概都受到朱陸理學的影響。他認為具體的知識要透過「讀書」去探求，但也要能「虛心觀理」「先求我心」，他將兩者巧妙應用在詩學創作的基礎上。譬如他說： 

     余謂淵明性質高邁，其言曰：「得知千載外，上賴古人書。」又曰：「羲農去我欠，舉世少復真。汲汲魯中叟，彌縫使其淳。」則其于六經孔孟之書，故以探其微矣！ （一三一則） 

此言讀書與真淳並不相悖，而陶淵明詩之成就亦端在此二者。又說： 

     北魏主珪，問博士李先曰：「天下何勿最益人神智？」先曰：「莫若書。」王荊公詩曰：「物變有萬殊，心思才一曲。」讀書謂耶！夫著一能讀書之心，橫于胸中，則錮滯有我，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！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？若錮於有我之私，不能虛心觀理， 是乃不能讀書也。（一六七則） 

這主張與杜甫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。」的積蓄功夫有相通之處。除讀書一端，還得虛心觀理，才能進行藝術創作，劉勰《文心雕龍。神思篇》曰：「是以陶鈞文思，貴在虛靜。」羅大經對這點也有所闡述： 

    每於活處看古人觀理，，故詩曰：「鳶飛戾天，魚躍於淵」，夫子曰：「逝者如斯，不捨晝夜。」又曰：「山梁雌雉，時哉！時哉！」…..又養小魚，欲觀其自得，皆是於活處看。 

因此他說魏鶴山（讀易亭）之詠梅詩「推究精微」無人能及，（一七六則）蓋其意為：詩人若能掌握自然中的理趣，則自能寫物，而道亦在其中矣！而寫物、喻道，要能「含蓄不露」淺俗、直陳之詩，「無味」且「乏蘊藉」不能稱為好詩。舉李商隱為例： 

     唐李商隱（漢宮）詩云：「青雀西飛竟未回，君王猶在集靈台。侍臣最有相如渴，不賜金莖露一杯。」譏武帝求仙也 。…..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，含不盡之意。（五七則） 

而欲求詩情的「含蓄」，非藉「比興」不為功，其云： 

     詩莫尚乎興，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。~蓋興者因物感觸，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，義味乃可識，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。故興多兼比、賦，比賦不兼興，古詩皆然。（一O四則） 

詩作之中若「興中有比」，則意味更深長，他舉以下名家佳句為例： 

     詩家有以山喻愁者，杜少陵云：「憂端如山來，項洞不可掇。」趙碬云：「夕陽樓上山重疊，未抵春愁一倍多。」是也。有以水喻愁者，李頎云：「請量東海水，看取深淺愁。」李後主云：「問君都有幾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」秦少游云：「落紅萬點愁如海。」是也。賀方回云：「試問閒愁都幾許，一川煙草，滿城風絮，梅子黃時雨。」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，尤為新奇，兼興中有比，意味更長。（六一則） 

大體而言，在創作的表現方法上，羅大經的立論不脫前人窠臼。但在藝術技巧上卻有些見解的。他認為詩家作詩要善於用字，有所謂「健字」、「活字」、「助字」、「疊字」的講究。他說： 

     作詩要健字撐拄，要活字斡旋。如「紀入桃花嫩，青歸柳葉新。」「弟子貧原憲，諸生老伏虔。」入與歸字、貧與老字，乃撐拄也；「生理何顏面，憂端且歲時。」「名豈文章著，官應老病休。」何與且字、豈與應字，乃斡旋也。撐拄如屋之有柱，斡旋如車之有軸。文亦然，詩以字，文以句。（一七五則）

     詩用助語字，貴妥貼 。（七六則） 

所謂「助語字」即是虛辭，如杜甫「古人稱逝矣，吾道卜終焉。」，「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。」用得渾然妥貼，毫不損於詩歌的簡鍊之美。而創作的態度要敬謹，主張「作詩必以巧進，以拙成。」也不必速求于一時。其曰： 

      作詩必以巧進，以拙成。故作字惟拙筆最難，作詩惟拙句最難，至於拙， 則渾然天全，工巧不足言矣！ 杜陵云：「用拙存吾道。」夫拙之所在，道之所存也。（二十五則）

      子美寄太白云：「何時一樽酒，重與細論文。」「細」之一辭譏其欠縝密也。  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，辭語明粹，足以傳世覺後。豈誇多聞速於一時哉 ？（一七一則） 

   以上是羅大經對詩歌創作見解，內容與形式並重，無論是大原則或文詞的小技巧都面面具以論之。這使得他在鑑賞詩歌有異於他人的慧眼和獨特的看法。以下略述其概。 

四、  鑑賞論

   羅大經在詩歌的審美上有嚮往或回歸古典意趣的傾向。崇尚自然簡遠，真澹簫散的詩風，而這也可從他的生活得到印證。他有一段佳文，述及山居生活，愜意從容，讀書、品茗與自然共俯仰，云： 

     山之中，每春余家深夏之交，蒼蘚迎階，落花滿徑，門無剝啄，松影參差，禽聲上下，午睡初足，旋汲山泉、拾松枝、煮苦茗啜之。隨意讀周易、國風、左氏傳、離騷、太史公書、及陶、杜詩，韓、蘇文數篇。從容步山徑、撫松竹，與麛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。坐弄泉流、漱齒濯足，既歸竹窗下，則山妻稚子，作筍厥、供麥飯，欣然一飽。弄筆窗間，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貼筆蹟畫卷縱觀之，興到則吟小詩，或草《玉露》一兩段。（二九則）

由此段描述可以知其人之風格品味。而他雅好杜詩、善解杜詩，由以下一則文字可以看出其鑑賞力之深厚：  

     杜少陵詩云：「萬里悲秋長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臺。」蓋萬里，地之遠也；秋，時之慘悽也；作客，羈旅也；常作客，久旅也；百年，齒暮也；多病，衰疾也；獨登台，無親朋也；十四字之間含八意，而對偶又精確。（一二四則）

如何可以具高度詩歌鑑賞力？他要求欣賞者必須選取一定的角度，並具有一定的修養，所謂「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」之說。其曰： 

     杜少陵絕句云：「遲日江山麗，春風花草香。泥融飛燕子，沙睡暖鴛鴦。」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異？余曰不然，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，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。于此而涵泳之、體認之，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真樂乎？

    大抵古人好詩，在人如何看，在人把做甚麼用？如「水流心不競，雲在意俱遠。」，「野色更無山隔斷，天光直與水鄉通。」，「樂意相關禽對語，生香不斷樹交花。」等句，只把作景物看，亦可把作道理看，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。大抵看詩，要胸次玲瓏活絡。（七九則） 

以上為羅大經提出個人在詩歌鑑賞上的體悟，好的詩作往往都是物中喻理，景中喻情，情景交融，使鑑賞者透過創作者的隱喻、暗示，產生移情作用，理解詩人的思想情感，達到和詩人一致的情境，而蓄發內在心靈的共鳴，使創作與審美有了高度的結合。作為一個讀者若平日無所涵養蓄積，不能虛心觀道，誠心體物，縱便有好詩，也無從品味，更不知佳妙何在，亦是枉然。 

五、  結論

   綜觀羅大經的詩學，其思想、創作、鑑賞都有其相當整次的思想脈絡可尋，也深具一貫性，雖是隨筆、短語、散論，經過閱讀、扒梳、歸納未見有扞格牴牾，相與難容之論。其對各詩家風格的掌握，如說子美精工、樂天蘊藉、東波超邁、誠齋透脫等俱稱允當，為治文學史家所樂為引述，是其在詩文的批評上固宜據一席之地。

 主要參考書目：

l        張少康 《中國古代文學創作論》，文史哲，1991

l        張葆全 《中國古代詩話詞話辭典》，廣西師範大學，1997

l        郭紹虞 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，百花文藝，1999

l        黃永武 《中國詩學》，巨流，1976

l       吉川幸次郎 《宋詩概說》，聯經，1977

l        魏慶之  《詩人玉屑》，台灣商務，1972